岳燕宁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上世纪50年代度过的。当时物质生活十分匮乏,在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中,牛奶、鸡蛋是不敢奢望的,甚至要经常忍受饥饿之苦。但是,当时的教育制度为我们创造了宽松的学习环境,我们可以享受丰富的精神食粮——读书。每学期开学初,领到新教科书后,最快意的事就是将语文课本通读一遍。花钱买课外书书是不可能的,只有靠借书,向学校图书馆借,向南京图书馆借,向亲朋好友借。既借书就要及时归还,因此,一、两个礼拜“啃”完一部长篇小说是经常的事情。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苏联名著《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这些名著都读遍了,《少年文艺》、《人民文学》、《诗刊》这些文学杂志也是我们经常在阅览室翻看的。没有教师强制我们读书,但我们却“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那样拼命地吮吸着文学作品中的精神乳汁。每每读完一部长篇小说,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总会久久在脑海中盘旋,挥之不去。我永远不会忘记少年时代所读文学作品给我的启示,它教会我怎样看待人生,怎样做人。
中学毕业后,我上了江苏师范学院(现在的苏州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十中(现在的金陵中学),当了物理教师。记得第一次将教学总结上交后,被校长李治中召到校长室谈话,他郑重地指出我在总结中写的一个错别字——将“概念”写成“慨念”,此事我终身不忘,金陵中学教学的严谨之风在我心中深深扎根。
当了教师后,我更爱读书,看得最多的书当然是物理专业书籍。除专业书籍之外,我还特别喜欢看科学家写的科学史、方法论等方面的著作。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以及《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等对我启发很大。
我对物理教研有着浓厚的兴趣,文革后我订阅了全国中学物理教学的五种主要杂志,从创刊号或复刊号开始,一期不断,总数达千余册,每半年我自己动手装订成一合订本。退休后,考虑到金陵中学河西分校是新建校,图书馆缺乏资料积累,于是我便把所有的物理杂志都赠给了分校。对杂志文章的阅读,我采用的是泛读和精读相结合的办法。对新到杂志,我先将目录浏览一遍,然后每篇文章都翻看一下,有兴趣的文章仔细阅读。特别是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我尽量认真学习,汲取营养。对有学术性问题值得商榷的文章,我阅读得更加仔细,并且翻阅大量的有关资料,对问题冥思苦想,反复推敲。终于有一天,灵感来到,思维爆发出火花,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于是激情澎湃,挥笔写下与原作者商榷的文章,寄到杂志编辑部。这些文章基本得到发表,现在统计一下,约有10篇之多。每一次学术讨论,我都感到眼界扩大了许多。除这些学术讨论文章外,我还撰写了不少其它教研论文,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
我从小喜爱绘画,幼年时在墙壁上涂鸦。文革中二十多岁的我既非造反派、又非保守派,按领导安排参加了学校的宣传工作,办“大批判专栏”,画刊头,写标题,还画过几米高的毛主席油画像,在实践中,跟恽宗瀛老师(徐悲鸿弟子、江苏省第一位美术特级教师,著名美术教育家)学会了画水粉画、油画的一些基本技能。文革以后,教学工作转入正常,我常在教学工作之余,特别是夜深人静之时,于水墨丹青中自得其乐。出于对艺术的喜爱,我看了不少美学方面的书,如宗白华(金陵中学校友,著名美学大师)的《美学散步》、朱光潜的《谈美书简》、丰子恺的《音乐夜谭》、《美术夜谭》等。由于对物理专业和业余绘画的双重喜爱,我对“科学和艺术”这个课题极有兴趣,为此,我搜集了大量资料,准备了一个讲座“科学艺术纵横谈”,光PPT幻灯片就制作了三百多张。为此,江苏省老科学家科普报告团特邀我参加他们的科普报告活动。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写了两本关于中学物理思维方法的小册子《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约20 万字,先在大陆出版,后在台湾再版。为写这两本书,我集中阅读了大量的关于思维方法的书籍,光是开列的“参考书目”就有三十多部。金岳霖的《形式逻辑》给了我逻辑思维方面的基础知识;钱学森的《关于思维科学》激发了我对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的兴趣;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伽莫夫的《物理学发展史》、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著作更是打开了我的思路。“书到用时方恨少”,我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
平生我最怕的事情是逛商场,最喜欢的事情是逛书店。每每看到感兴趣的书总想买,买回家后,总是爱不释手,要快乐好几天,但烦恼随之而来——书往哪里放?书柜早已放满,床下也塞满了成捆的书。“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是郑板桥的名言,几年前去兴化看了板桥故居,比我想象的还要小。可是,现实生活中陋室小而藏书多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出差到外地,逛书店也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去福州参加人教社召开的高中物理教材审稿会,在书店中看到一本《中国书法大字典》,因为这本书在南京书店长久缺货,因此,我如获至宝,当即买下。此书约六、七斤中,千里迢迢,从福州背回南京,家人直喊“迂”。2011年,我随“金陵画坛”代表团出访台湾,展出了画作,并与台湾书画家进行了座谈交流。在台北,我在亲友的陪同下参观了101大楼,照例逛了书店。使我惊喜的是,居然在台北书店淘到了我写的两本书《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繁体字本(凡异出版社,民国九十年出版)。
我的专业是理科,但我对人文艺术又十分感兴趣,因此,我在读书时不由自主地会将两者结合起来。例如,物理学知识告诉我们,潮汐现象是指海水在天体(主要是月球和太阳)引潮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周期性运动。因此每当月圆之时,潮水应最高;而每年八月十五后几天,潮水为最甚。南宋词人周密的文章《观潮》云:“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盛。”准确地记录了盛潮的时间。中国古典诗词中也多处反映出月亮与潮水的相关现象。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前两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即是如此。白居易的忆江南组词的第二首是“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其中“山寺月中寻桂子”一句写的是灵隐寺中秋赏月,“郡亭枕上看潮头”写的是“观潮”,又是“月亮”与“潮水”的契合。再如,王之焕写了流传千古的名诗《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读到最后两句,学理科的我就要问:“为什么欲穷千里目,要更上一层楼?”弄清楚了原因是地球是球形后,我又进一步从定性分析考虑到定量分析:“登多高的楼可以望多远?”于是我运用几何知识推导出登楼的高度和所望的距离之间的定量关系公式。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年暑假天气特热,我的住房条件又十分困难:夫妻二人加两个读小学的双胞胎儿子,还有退休在家的有病的老岳父五人共住一间房子,一个煤炉放在走廊里。房子南边、东边有几个窗子,东晒特厉害。我们害怕这个夏天过不去,有人要生病出事,于是犹豫再三,斗胆向校领导提出平生唯一的一次个人要求:能否允许我们在暑假学生离校后,在某教室的地板上,铺上席子,度过酷暑这个难关?当时的校党支部书记唐碧辉同志居然同意了我这个普通物理教师的请求,使我十分感动。她叮嘱我们在学生离校几天后悄悄地住进来,在开学前几天悄悄地搬出去,不要造成影响。于是,我一生中最特殊的暑假就是这样度过的:睡的是地板,坐的是小板凳,吃的是在学校干活的农民工的伙食。但这也是我最幸福的一次暑假:我无需做家务,我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写作,有几篇有分量的教学论文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退休以后,生活有了重大变化,我有足够的时间做我所喜欢做的事情。不为工作所累,不为名利所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基本达到了超脱的境界。我有充裕的时间写字、画画,更可以在水墨丹青中享受人生了。
无论是练书法还是画中国画都促进我认真读书。书法是中国人特有的艺术。沈尹默先生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具音乐的和谐。”宗白华先生说:“中国人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界破了虚空,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了人心之美,也流出了万象之美。”书法和文化密不可分,学书法和读书也密不可分。学王羲之行书必须临摹《圣教序》、《兰亭序》,这两篇书法作品本身就是美文。我首先把它们当做文学作品来读,写作背景,词句解释必须弄得清清楚楚。先对临,后背临,既欣赏了文学作品,又学习了王羲之“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的书法艺术。同样,我书写苏轼的《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也采用同样的方法,直至能全部背诵为止。
画中国画是我最大的爱好,画画也促进我读书。诗书画印的统一,是中国画的特色。每当一件国画作品完成时,我都要为题款绞尽脑汁。手头有一本《中国画款题类编》,可供参考,但经常不能令人满意,须另找恰当的诗句。这就需要学习、研究。梅兰竹菊是我最喜爱的绘画题材之一,梅之冰肌玉骨、兰之清雅幽香、竹之虚心高节、菊之傲骨晚香,都是人格化的东西,表现了中华文化的超水平和高境界。我有一套《中华梅兰竹菊诗词选》,收录了有关诗词两千多首,每每绘画完成之后,我就在《诗词选》中寻觅,欣赏、吟诵诗句,沉浸在美好的艺术享受之中。
当然,退休后,我钟爱的物理专业也不愿丢弃,经常要看看专业书,听听课,和物理同行们讨论问题。
莎士比亚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象没有阳光。”读书伴我一生,我的一生将永远阳光灿烂。